針對國內報業公會、電視學會、衛星電視公會先後提出立法徵收平台數位稅的訴求，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陳衍任表示，數位稅為數位經濟課稅的新興模式。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改革方案（Pillar 1），即是主張大型跨國企業（包括Google、Meta），應就部分的剩餘利潤，重新分配給市場國，前提則是須取消課徵數位稅。依據國際稅改的最新趨勢，全球將近140個國家，最快在2024年，可能就要實施這項改革方案。
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陳衍任表示，由於網際網路全球化後，大型跨國企業無須在市場國成立「常設機構」，導致市場國的稅基流失，因而提出「數位稅」的新興課稅模式。這項改革方案（Pillar 1）主張大型跨國企業須將部分利潤，分配給市場國。但Pillar 1實施的前提，即是參與的市場國，須同時取消數位稅或相類似稅捐的課徵。
陳衍任說明，至於Pillar 1是否如期實施，關鍵因素在於美國政府的態度。有鑑於美國企業是Pillar 1的主要貢獻國，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，就不會有Pillar 1。但沒有Pillar 1，歐盟就會打算恢復原本開徵數位稅的倡議，從而又回到歐盟與美國間貿易爭端的問題。
陳衍任接著說，根據OECD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）估計，如果沒有Pillar 1，再加上數位稅的擴散，可能會導致全球GDP大幅下滑，這也是未來Pillar 1不得不通過的重要動力。因此，實施Pillar 1的機率，確實大於不實施的機率。一旦實施Pillar 1，就不大有數位稅的適用餘地。
陳衍任提醒，國際稅法上所稱的數位稅，主要是涉及大型跨國企業在全球利潤歸屬議題的新興課稅模式；與基於公平交易管制議題，對數位平台所課徵的數位稅，在管制目的上有所不同。
陳衍任表示，由於Pillar 1的實施前提，是要參與的各國，同時放棄數位稅或「相類似稅捐」的課徵，以避免重複課稅。因此，基於公平交易管制目的，對數位平台所課徵的數位稅，恐怕也會被認為是一種「與數位稅相類似的稅捐」，因而必須被禁止。換言之，不論是以何種名稱課稅，只要是對科技平台的利潤課稅，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廣義的數位稅。
陳衍任指出，由於台灣不是上述140個國家之一，是否可以因此認為，由於我們在Pillar 1既然分不到好處，因此還是可以課徵數位稅？對此，財政部目前也尚無定論。陳衍任表示，只要Pillar 1如期上路，不論台灣有無Pillar 1的適用，數位稅（或相類似稅捐）在國際間都會很難推行。因為，這等同是面對國際稅改的潮流，逆風而行。
陳衍任最後表示，國內立法上如打算針對平台業者課徵「指定用途稅」，就應該回歸「稅捐」應有的監督與審議模式，亦即由國會對預算進行監督與審議。自無可能以「指定用途稅」之名，卻另以「特別基金」的形式，再由第三方或專業管理委員會進行分配，完全逸脫國會監督。
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陳衍任發言全文：（引用時請說明來源為陳衍任）
自從OECD在2015年發布「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」（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，BEPS）的「第1號行動方案」（Action 1：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）以來，由全球將近140個國家組成的「BEPS包容性框架」（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），就開始針對數位經濟課稅面臨的挑戰，緊鑼密鼓地進行討論。最後，在2019年1月，提出「雙支柱解決方案」（Two-Pillar Solution），作為因應之道。
2021年10月8日，「BEPS包容性框架」在「雙支柱解決方案」的框架下，確立了跨國企業的利潤未來在國際間課稅管轄權分配的全新規定。其中，就「第一支柱」（Pillar 1）而言，針對全球年營業收入超過200億歐元，且稅前淨利率超過10％的大型跨國企業（例如GAFA這些科技巨擘），應就其部分的剩餘利潤，重新分配給市場國。就「第二支柱」（Pillar 2）而言，將導入所謂的「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」（Global Anti-Base Erosion Rules），以確保對公司利潤課徵最低限度的企業所得稅，亦即採取「全球最低稅負制」。Pillar 1的實施，預計讓市場國有較多課稅權。Pillar2的實施，則是讓企業居住國有較多課稅權。這是企業居住國與市場國利益交換的籌碼。
依據國際稅改的最新趨勢，最快2024年，全球將近140個國家，可能就要實施Pillar 1改革方案。也就是將大型跨國企業的一部分利潤，分配給市場國。但Pillar 1的實施，有一個前提，也就是參與的各國（主要是指市場國），要同時取消數位稅或相類似稅捐的課徵。
至於Pillar 1是否如期實施，關鍵因素在於美國政府的態度。有鑑於美國企業是Pillar 1的主要貢獻國，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，就不會有Pillar 1。但沒有Pillar 1，歐盟就會打算恢復原本開徵數位稅的倡議，從而又回到歐盟與美國間貿易爭端的問題。根據OECD估計，如果沒有Pillar 1，再加上數位稅的擴散，可能會導致全球GDP大幅下滑，這也是未來Pillar 1不得不通過的重要動力。因此，實施Pillar 1的機率，確實大於不實施的機率。一旦實施Pillar 1，就不大有數位稅的適用餘地。
但應注意的是，以上所講的數位稅，主要是由於網際網路的全球化，大型跨國企業無須在市場國成立「常設機構」，因而讓市場國的稅基流失，所提出的新興課稅模式。換言之，國際稅法上所稱的數位稅，主要是涉及大型跨國企業在全球利潤歸屬議題的新興課稅模式；與基於公平交易管制議題，對數位平台所課徵的數位稅，在管制目的上有所不同。
但由於Pillar 1的實施前提，是要參與的各國同時放棄數位稅或「相類似稅捐」的課徵，以避免重複課稅。因此，基於公平交易管制目的，對數位平台所課徵的數位稅，恐怕也會被認為是一種「與數位稅相類似的稅捐」，因而必須被禁止。換言之，不論是以何種名稱課稅，只要是對科技平台的利潤課稅，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廣義的數位稅。
當然，這裡又會有另一個問題。由於台灣不是上述140個國家之一，是否可以因此認為，由於我們在Pillar 1既然分不到好處，因此還是可以課徵數位稅？對此，財政部目前也尚無定論。但只要Pillar 1如期上路，不論我們有無Pillar 1的適用，數位稅（或相類似稅捐）在國際間都會很難推行。因為，這等同是面對國際稅改的潮流，逆風而行。
最後，應補充說明的是，有論者建議，應徵收特別捐（數位稅）、廣告交易稅或印花稅，並以此財源成立特別基金，由第三方或專業管理委員會進行分配。此種看法，在法理上，容有商榷之餘地。其理由如下：
國內媒體公會所稱之「數位稅」（或其他冠以稅捐之名稱），實際上非屬「稅捐」之性質。因為「稅捐」應由國會就預算計畫編列與執行妥當性，行使民主監督與控制權。如以此財源成立「特別基金」，勢必喪失國會對預算的監督與審議權限。
事實上，以「特別基金」的形式，將平台業者繳納的款項「專款專用」，性質上似乎較接近「特別公課」。然而，「特別公課」的制度設計，在法理上，仍有其適用界限。亦即，必須將「特別公課」所徵收的財源，多數直接或間接用於「繳納特別公課的群體」身上。例如：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第43條與第44條規定，向特定機關或機構所徵收之「身心障礙者差額補助費」，與依此法成立的「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」，應用於補助進用身心障礙者達一定標準以上之機關（構），因進用身心障礙者必須購置、改裝、修繕器材、設備及其他為協助進用必要之費用等。然而，依據論者所建議，對平台業者課徵的款項，預計將用於補助優質媒體進行數位轉型，而非用於繳納該筆費用的平台業者身上，此即與「特別公課」的性質有別。
縱使認為，法律上也經常可見，將政府收取的「稅捐」，限定在特定目的使用，亦即課徵「指定用途稅」（例如：依據所得稅法第125-2條規定，房地合一所得稅的稅課收入，於扣除由中央統籌分配予地方的餘額，將循預算程序，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）。而補助優質媒體進行數位轉型，既然有助於台灣新聞產業的健全發展等公益目的。故立法上，將對平台業者收取的款項，專門用於對優質媒體進行補助，應無不可之理？然而，立法上如打算針對平台業者課徵「指定用途稅」，就應該回歸「稅捐」應有的監督與審議模式，亦即由國會對預算進行監督與審議。自無可能以「指定用途稅」之名，卻另以「特別基金」的形式，再由第三方或專業管理委員會進行分配，完全逸脫國會監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