針對部分媒體公學會曾提出的徵收數位稅建議，學者再次說明無法在台灣推動的原因。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陳衍任表示，有關科技巨擘未落地，卻賺取大筆利潤一事，未來將透過全球性的解決方案處理，亦即科技巨擘應就其部分的剩餘利潤，重新分配給市場國。因此，過去部分歐洲國家曾採取的數位稅措施，將不再採用。我國若採用數位稅，不但不符國際情勢，還可能造成國會難以監督的問題。
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陳衍任表示，由於以「GAFA」（Google、Amazon、Facebook、Apple，簡稱GAFA）為首的美國IT企業，過去在歐洲採取過於激進的商業模式，導致許多歐洲國家的稅基遭受嚴重侵蝕。為了改善上述缺失，歐盟執委會曾在2018年3月建議，考慮在歐盟境內開徵「數位（服務）稅」（Digital Service Tax），作為短期的解決方案，亦即針對在歐盟境內提供數位服務的營業收入課徵3％的「數位稅」。
陳衍任解釋，這裡所稱的數位服務，原則上僅限縮在線上廣告服務、數位媒介服務，以及來自用戶資料的出售及使用所產生的收入；此外，「數位稅」的納稅義務人僅適用於集團全球年收入超過7.5億歐元，且在歐盟境內來自上述三種數位服務類型的年收入超過5千萬歐元的「大型企業」。
陳衍任表示，就在歐盟層級還處於討論階段，已有部分歐洲國家迫不及待，自2019年起，陸續開徵各別制定的「數位稅」（例如法國、英國、波蘭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奧地利、匈牙利、義大利等國）。但這些國家都表明，他們實施的「數位稅」，只是一種臨時性措施。一旦國際間找到一種全球性的解決方案，他們願意廢除各自的「數位稅」。因為這種稅捐，明顯針對（美國的）大型企業而來，是否符合WTO法制？又是否引發美歐間的貿易戰？皆有疑慮。
陳衍任談到，現在這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，很有可能在2024年即將上路。因為，由全球141個國家組成的「BEPS包容性框架」（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），已在2021年10月8日，在「雙支柱解決方案」（Two-Pillar Solution）的框架下，確立了跨國企業的利潤未來在國際間課稅管轄權分配的全新規定。其中的「第一支柱」（Pillar 1），就是為了解決「數位稅」在歐洲遍地開花所提出的解方。
陳衍任說，依據Pillar 1，針對全球年營業收入超過200億歐元，且稅前淨利率超過10％的大型跨國企業（例如GAFA這些科技巨擘），未來應就其部分的剩餘利潤，重新分配給市場國。Pillar 1的實施，既然是要解決「數位稅」的負面效應，因此，Pillar 1的實施自然有一個前提，也就是參與的各國，得同時取消數位稅或「相類似稅捐」的課徵，以避免重複課稅。
因此，陳衍任表示，部分媒體公學會曾提出的課徵「數位稅」建議，恐怕也會被認為是一種「與數位稅相類似的稅捐」，因而必須被禁止。換言之，不論是以何種名稱課稅，只要是對科技平台的利潤課稅，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廣義的「數位稅」，因而與當前國際趨勢背道而馳。
陳衍任指出，部分媒體公學會曾指出，他們期待的「數位稅」，是以「特別基金」的形式，將平台業者繳納的款項「專款專用」，性質上較接近「特別公課」。然而，「特別公課」在我國實務上，經常面臨國會監督失靈的問題。經常規定包山包海的基金用途，設立「特種基金」而為運用，形同各機關的小金庫。不論是人事或財務用途，均未接受國會定期檢討與監督的制衡，容易產生資源使用上的無效率與浪費等問題。
陳衍任最後歸納指出，部分媒體公學會以國外有「數位稅」的經驗，認為我國可仿效之。但應注意的是，部分歐洲國家之所以會課徵「數位稅」，是因為美國的平台業者，藉由網路的便利性，在歐洲國家賺取利潤卻未落地繳稅。故此時的稅捐債權人，就是那些歐洲國家（而非其他人），因而才有「數位稅」的提出，避免稅基流失；但部分媒體公學會期待的「數位稅」，卻是希望我國政府出手，從一群人（平台業者）身上收錢，再放入另一群人（媒體業者）的口袋。此種重大干預基本權的公權力措施，形同「徵收」。即便目的再怎麼正當，在手段上，也不應放任藉由可規避國會審查的「特別公課」來處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