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錢有自由，有新聞自由：從科技巨頭的廣告稅說起
｜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馮建三｜
谷歌（Google）、亞瑪遜（Amazon）、臉書（Facebook）與蘋果（Apple），通稱GAFA，在台灣，可能還要加入其他平台，它們都是「科技巨頭/平台」，它們的重要收入都包括廣告。這就是說，科技平台的重要收入，與商業新聞傳媒的重要經濟來源，重疊。
先說外界較少注意的蘋果與亞瑪遜。美國司法部以16個月完成的調查報告指出，蘋果在2020年有廣告收入80至120億美元。今年四月蘋果以維護用戶的隱私為名，至十月，已使谷歌以外的四家平台，廣告收入比去年同期少了將近100億美元，自己則增加。亞瑪遜的廣告進帳在2016年是42億，2020年已達203億美元。
再看重頭戲，谷歌與臉書的全球廣告佔比在2020年是35%，在台灣的廣告收入，可能約在320億，佔比是43%；相當明顯，台灣新聞界而特別是報業，因為兩大平台的興旺，損失的收入，比他國更多。
於是，我國新聞界，特別是報業的能量萎縮，投入新聞的編採經費銳減，記者人數減少，記者工作條件含薪資，也在降低。這就造成我國空有亞洲最自由的新聞環境，但是欠缺資源讓自由有更好的發揮，於是，新聞的民主功能減弱，監督權勢的績效不振，值得表彰的價值更少為人週知，難以得到討論、發揚與學習。
怎麼辦？增加新聞界的能量，提升民主的質量，新聞界與記者固然必須努力，好的作為要保持，不好的作為要革除。但是，政府不能袖手旁觀，政府不是沒有責任。政府的責任，簡而言之，就是要依照兩人權公約，增加新聞界的自由，也就是有充分自由，有經濟能力聘用人數足夠、工作條件合理的記者的自由。
我們的政府與新聞界不能誤會，不能以為補助會造成新聞自由萎縮，補助早就存在。真正會折損新聞自由的是沒有法律規範，由行政權裁量的補助方式，如政府下單買新聞界的廣告。
不說理論，只看實際，高度新聞自由與民主功能比較健全的國家，特別是北歐與法國，都有來自公權力的經費補助。再看美國，很多人以為美國沒有報業補助，這是誤會。依據設置在牛津大學的路透社新聞研究所的調查，美國人口多，因此報紙發行量大於歐洲任何國家，其報紙發行因減稅而得到的補助總額，也就世界第一。德國報業主不會遊說政府直接補助，但你若要讓報紙發行繳交一般商品的稅率，老闆會跟政府拼命，他們說報紙「發行稅減免不能取消」，減稅，就不是補助？英國晚於歐陸，從2020年5月17日起，才免徵電子報紙內容的訂費（發行收入）之消費稅，英國傳媒一年等於是從國庫拿了五千萬英鎊的補助，不說數量更大的紙版發行免稅之補助。
我們同樣也是以報紙發行免稅，作為補助報業的方法，行有多年。現在要努力的是，協助新聞界取回當有的廣告收入，以及開拓其他財源，作為補助之用。政府要在比較大的範圍，善盡促進（新聞）自由的責任，必然涉及資源的配置，以庸俗的話語來說，也就是需要金錢，這是政府善盡責任無法迴避之事。英國教授艾金森（A. Atkinson）的《扭轉貧富不均》，引述十九世紀美國參議員漢納（M. Hanna）的名言：「政治上有兩件事很重要，第一是錢，我不記得第二件是什麼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政府促進（新聞）自由的錢，哪裡來？兩個來源。
科技平台/巨頭要給錢。在海外，有很多國家，新聞界聯合遊說後，使政府通過行政、司法與立法手段，已經讓科技平台/巨頭，回吐部分金錢；但更好的手段，是直接對其廣告收入，課徵特別捐。
政府如果看齊本世紀的南韓，或是從善，在2014年中央研究院建言的基礎上，逐漸改進，應該會有足夠的金錢，改善社會安全網之外，也會有餘力，以金錢振興新聞自由的民主貢獻。
（一）先說科技平台/巨頭
科技平台吐錢的「行政型」，僅說法國。法蘭西業者在2012年遊說政府立法，政府說，請先跟谷歌商議，若不成，政府再出馬。結果是谷歌三年提6千萬歐元成立數位出版基金。幾個月前，法國競爭管理局處罰谷歌5億歐元。
科技平台吐錢的「司法型」，前述法國的處罰，谷歌已上訴，定讞內容尚待確認。但新聞界個別或集體自救的例子，早在2005年，就有法新社在美國控告谷歌，求償1750萬美元，兩年後雙方達成秘密協議。
科技平台吐錢的「立法型」，前（2019）年，歐盟的《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》在6月生效，各會員國據此修法的進度不一。今（2021）年的澳洲《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》與歐盟的差異，一是法律規範對象更明確與直接，二是以法律授權，讓行政權
可以直接介入，未必需要通過司法訴訟。
三個方向，都可以讓科技平台拿錢出來，但拿出多少，外界未必知道。我國除了可以引用，亦可創新：直接對「超額」廣告，課徵稅捐。
除了對廣告收入課徵一般公司稅之外，很多國家（曾）對廣告另收特別捐。比較著名的是瑞典從1970年代就拿廣告稅支持新聞界，荷蘭1970年代、南韓1980年代都取部分廣電的廣告收入，也移轉部份支持新聞界。雖然這些國家似乎還沒有直接對科技巨頭/平台動手，台灣先做，誰曰不可？何況，國際動向對這個主張的提出與執行，有利。這是指，各國稅收短缺，因此已有136國同意，要對全球企業課徵最低稅率15%，2023年應該就會執行。台灣雖不是136國之一，但顯然應該好風憑藉力，GAFA顯然會是合適的課徵對象之一。
再者，專門針對GAFA課徵新的稅捐，主張已經出現。
前年，《金融時報》財經與科技記者 Rana Foroohar有書《切莫為惡：科技巨頭如何背叛創建初衷和人民》，列舉了GAFA的眾多罪狀，她進而建議對GAFA而特別是谷歌與臉書課徵『營收一定比率…』。課徵多少呢？記者提出很驚人的額度：「…徵收百分之五十數位營收…很公平。」
最近，諾貝爾經濟學獎2018年得主之一Paul Romer在「二○二一世界投資者週聯合論壇」講演，表示美國政府聽任臉書、谷歌坐大，影響輿論及政治愈來愈嚴重，他認為，重要解方，是對它們課徵廣告收入的累進稅。他沒有說的是，拿了這筆錢，怎麼用？我們的政府何不創新，必定能夠引領世界看齊：取之於新聞界的部分，就用以補助新聞界。
眼前，我國傳媒廣告收入不足，自然可以階段性，僅對GAFA等科技平台課徵，這個階段多長，就看市場競爭何時恢復正常，廣告何時脫離平台大廠壟斷或寡佔。等到這個新的階段來到，不再有寡佔平台的「超額」廣告可以課徵，就是恢復常態的時候。此時，所有廣告收入都是潛在的課捐對象，但如同所得稅，廣告捐應該設定起徵額度，不是所有廣告收入都要納捐，是有起徵門檻與級距，傳媒在內的企業行號，僅在廣告收入超過一定數額以上，才需納捐。
（二）再說政府的稅收
政府的稅收因為公正的程度不足，放縱資本與土地的利得，可能也有政府用錢的必要程度（比如，真需要額外花2400億軍火嗎？）與效能，還不是很讓人心服，反而遮掩了我國政府本世紀的稅收嚴重不足，不但影響社會安全網的建設，對於文化含新聞與傳播媒體的建設，同樣落後。
因此，中央研究院在2014年提出不增加稅收佔GDP比重的前提下，仍然表示，「賦稅收入為政府施政的重要財源，若無充裕之稅收，不但公共建設及一般政務無法有效執行，科技研發及教育文化也難以推展，而社會福利、社區發展、環境保護及退休撫卹亦無法支應。」
一般來說，反對增稅的理由，經常沒有事實根據，因此，就有增稅使得企業經營誘因減少，不利經濟成長的說法。但是，南韓在1990年代的年均經濟成長是6.3%，低於台灣的9.3%，而在那十年，我們年均稅收的GDP佔比是16.8%，高於南韓的16.6%。本世紀至去（2020）年，我們的年均經濟成長比南韓低了0.7%，我們的年均稅收GDP佔比低至12.5%，阿里郎卻爬升到了19.3%，幾乎比我們多出一半。
這就是說，不要比歐洲，只看自己的上個世紀末，或者，單說南韓的本世紀之稅收，我們的政府每年應該都會要多出好幾千億，甚至上兆的經費可以運用，即便打個五折，都還是幾千億。這樣一來，資源多了，可以讓社會安全網走向比較合理之路，豐富文化與新聞的民主貢獻，也會遠比現在來得充裕。
政府不做這些正當的事情，不肯充實稅收而服務人民，原因是個謎。一旦我們努力到了一個水平，解開政府當為而不為的原因，然後予以排除，不但新聞界缺金少銀，致使新聞界的民主貢獻難以拓展的宿疾，可望改善。多年來，我們對劣勢者的協助不足，致使「單親媽勒死兒」、「婦殺病夫尋短獲救」、「兒女身障 妻癌末 尋短一家4死」、「在野齊轟 社會安全破網遲不補」等等控訴政府與社會不仁的新聞，也會減少。